有一种微生物，在大自然环境中，人们总是往往谈之色变，认为它的存在往往会带来病患或者灾祸。而在现实环境中，它却又是人类密切的朋友——香菇、口蘑、杏鲍菇是我们日常餐桌上的美食，青霉素是治病救人的良药。

它，就是真菌。

从新石器时代，先人利用真菌发酵来酿酒；到东汉末年的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了12种真菌药物，其中茯苓、雷丸、紫芝、木耳等沿用至今；再到著名药典《本草纲目》，更是一口气记录了34种真菌药物……在我国长久的历史中，人们对于真菌的研究从未停止过。

如今，在全球真菌学领域，更出现了一本权威工具书《真菌字典》，而该字典第九版的编写者之一是来自中国的女科学家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庄文颖。

庄文颖是我国著名的真菌学家，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她已经和真菌学这位“老朋友”打了近半个世纪的交道，她爬过26个省份的荒山野岭，背过无数的真菌物种，辨认出360多个新种，数十年如一日甘坐“冷板凳”倾心续写中国真菌学的历史长卷。很多人称她是真菌界的“玫瑰”，但庄文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“普通人”。

不久前，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、首都文明办主办的“2022北京榜样”大型主题活动中，庄文颖的名字不出意外地再次上榜。很多人不禁好奇，是怎样的精神，让这位年过七旬的科学家仍然日复一日地投入科研工作中？今天，请跟随《中国科技信息》一起揭开问题的答案。

庄文颖对于科学研究的向往与热爱，似乎是刻在基因中的。1948年，小麦遗传育种学家庄巧生迎来了爱女降生。他和妻子给孩子起名“文颖”。可能是受到父亲的熏陶，抑或是基因中的求知欲，庄文颖从小就养成了爱钻研的习惯。

1968年，20岁的北京姑娘庄文颖到山西农村插队，劳动之余，她一有时间就读书。1973年，她进入当时的山西农学院深造。毕业留校时，有两个专业可以选择——昆虫学或植物病理学，庄文颖主动选择了植物病理学。“经过学习，我发现约70%的植物病害是由真菌造成的。”要想获得更加透彻的理解，唯有进一步深造，于是，庄文颖瞄准了全国研究真菌最好的科研单位——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。1978年，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微生物所的研究生，师从著名菌物学家余永年。

余永年是我国杰出的真菌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戴芳澜的学生。对真菌学的热爱与探索精神，就这样一脉相承，让而立之年的庄文颖确立了自己的科研志向。“在浩瀚的生命世界里，在生物进化的漫漫长河中，真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必将影响人类的未来。但人类对真菌的认识还远远不够，我愿意为此付出毕生的努力。”40多年后，庄文颖依然清晰记得自己的初心。

1983年，已留所工作的庄文颖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学习，并于1985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。在那里，她分秒必争，将休息时间压缩到非常苛刻的地步。别人去逛街，她在实验室；别人去看电影，她还在图书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她迅速掌握了真菌学的最新研究方法，发表了不少论文。

直到留学期满，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国奉献，“我要回到我的祖国去做科研，我相信中国学者通过努力奋斗，在真菌学领域也能取得巨大的成就，获得国际学界的认可。”她说。1988年初，庄文颖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，毅然回到中科院微生物所工作。

真菌，是真核微生物。与动物细胞相比，它具有细胞壁，行吸收式营养；与具有细胞壁的植物相比，真菌没有叶绿素，不能进行光合作用，大多数以孢子繁殖。因此，在生命世界中，真菌自成一界，是与动物、植物并列的一个真核生物类群。

因此，在庄文颖的眼里，真菌就如同一座宝库。“生命从原核生物到真核生物，是一个本质跨越。真菌是较原始的真核生物，科学家们以真菌为材料，可以探讨生命进化规律，具有十分重要的科研价值。”庄文颖说，据保守估计，全球有真菌220万至380万种，目前被认知和描述的只有大约15万种，仅占总数的约6%，还有大量真菌物种等待着人类去发现。

庄文颖说，要研究真菌，就要“跑野外”，去人迹罕至、条件艰苦的环境中开展野外调查。中国地大物博，肯定有大量先前不为人所知的真菌物种。找到它们，丰富我们国家的真菌物种资源库，为生物资源的利用奠定基础，成为了庄文颖团队的目标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很多地方还没有通公路，拖拉机是最好的交通工具，不少地方甚至徒步才能进入。庄文颖带着考察队，扛着采集工具和行李，下了火车转乘长途汽车，到达采集地再搭乘当地老乡的拖拉机，或者步行进入深山老林。在湿度极高的广西大明山，考察队每天行进在云海中；在尚未通路的新疆戈壁滩上，他们不断挑战着身体极限。

1994年，庄文颖团队获得中科院生物区系特别支持项目资助，在仅有的3万元经费支持下，她带领团队成员对川陕鄂交界的大巴山区开展了真菌资源调查，一口气发表了7篇SCI期刊文章，后来汇总成小册子《大巴山真菌》。这是中国真菌学者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精彩亮相。

多年来，庄文颖带领考察队走遍全国26个省份，采集了大量标本；研究了39个国家和地区的真菌材料，发现了新科1个、新属13个、新种360余个，澄清大量分类和命名问题；先后主持“中国孢子植物志的编研”等20余个重大科技专项，发表文章290余篇，撰写主编著作9部，使我国部分类群的物种数量倍增。

在庄文颖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前，庄巧生早已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（院士），父女二人成就了“一门两院士”的佳话。提到父亲庄巧生院士，庄文颖说，尽管他们从事的研究领域不同，但父亲严谨治学的品质值得自己学习，“他是老一辈科学家的代表，和我的恩师余永年一样，激励着年轻一代科研人的成长。”

　　庄巧生和庄文颖父女双院士塑像

耀眼的成绩也让她蜚声国际。学者们以她的名字命名新发现的菌种，如“文颖盘菌属”“海庄文颖氏菌属”；她三次当选国际真菌学会执委，是该组织成立以来的首位中国籍执委。但她却看得很淡然，“感谢同行的认可和鼓励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要尽一切努力推动真菌学的发展。”

入行已经48年，每每谈起真菌学，庄文颖总会兴致勃勃、神采飞扬。深奥难懂的真菌学用她的话说出来总是那么“接地气”。如今，年逾古稀的她，现在每天清晨仍会雷打不动地到岗工作，编纂书稿、翻阅资料、指导学生。

尤其是给学生们修改论文时，庄文颖总是从科研数据到研究结论，从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，把修改和备注标记得仔仔细细。在日常的科研工作中，她还经常手把手地指导学生实验操作，带他们查阅图书文献，甚至一起动手打扫实验台。每当年轻人做出了一些成果，她从不吝啬夸赞；当他们囿于困境，止步不前，她总能送来温情的鼓励。

“我希望年轻人首先要爱科学，有了足够的热爱才能发挥自身的才能。其次要实事求是，要认真做学问，耐得住寂寞，勇于拼搏，全身心地投入，并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。我也支持年轻人走出国门看一看，但最终还是要立足于本国，自立自强。”庄文颖说。